1968年4月,马丁·路德·金遇刺身亡，全美多地爆发骚乱，同月，NBA东部决赛即将开打，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黑人球员们决定以罢赛表达愤怒，比尔·拉塞尔——NBA历史上首位黑人主教练兼核心球员——在更衣室内对队友坦言：“篮球不能让我们对眼前的苦难视而不见。”
当时,凯尔特人队内有7名黑人球员，占全队比例超过60%，他们联合费城76人等队伍的多名球员，要求联盟推迟比赛以示对民权运动的支持，尽管NBA官方最初试图以“合同义务”施压，但球员们坚持立场，最终联盟被迫将比赛延期两天，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“沉默的抗议”，其影响远超体育范畴：
当时的媒体舆论并未一边倒支持球员。《体育画报》曾评论称：“体育应远离政治，否则将失去纯粹性。”这种“体育归体育，政治归政治”的论调，在56年后的今天依然偶有回响。
2024年秋季,NBA新赛季伊始，明尼苏达州一名非裔少年遭警察枪击身亡的事件引爆全美，骑士队球星达柳斯·加兰在社交媒体发文：“我们不能再假装一切正常。”随后，湖人队、勇士队等多家俱乐部球员在赛前会议上投票决定无限期罢赛，要求司法系统改革与警察问责立法。
此次罢赛的规模与组织性远超历史：
与1968年相比,当代球员拥有更强大的舆论工具与社会影响力，勇士队后卫斯蒂芬·库里在直播中坦言：“56年前的前辈们用罢赛开辟了道路，而现在轮到我们守护这条道路。”
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,两次罢赛的核心理念却高度一致——职业体育无法在真空中存在，但两者的差异同样值得玩味：
抗争策略的进化
1968年的罢赛更依赖个体领袖（如拉塞尔）的号召力，而2024年的行动则呈现“去中心化”特征，球员工会通过加密通讯软件组织会议，利用社交媒体直接向公众传递诉求，避免了传统媒体的信息过滤。
联盟应对的转变
56年前，NBA官方将罢赛视为“违约行为”，威胁对参与者罚款；联盟总裁亚当·萧华却在声明中写道：“支持球员行使公民权利，篮球永远与社区同在。”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，是职业体育商业逻辑的颠覆——球员已成为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。
社会共识的分野
1968年，民权运动尚未获得主流社会全面认同，球员罢赛被部分舆论斥为“哗众取宠”；而今天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18-35岁群体中超过70%支持运动员就社会议题发声，体育与政治的边界正在大众认知中逐渐模糊。
职业体育的“政治化”已成不可逆的趋势，但争议始终存在：
值得注意的是,2025年的罢赛风波中，球员们提出了具体政策目标（如《警察执法标准化法案》的修订），并与国会议员直接对话，这种“从街头到议场”的转型，或许标志着运动员 activism（行动主义）进入新阶段。
